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狆國崛起湜非常芣容易嘚

发布时间:2019-11-09 19:10:47

张维为 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博士,曾为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现为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着有《改造中国:经济改革及其政治影响》(英文)、《中国触动全球》等着作。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走访过一百多个国家。

▲《中国震撼》将中国模式解构为八大基本特点: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

我们现在提到的腐败、医疗、教育等问题都要解决,但我认为先要肯定自己的成绩,再来改进。

中国模式是传统和现代结合,而且是与整个世界互动的产物。

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过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英文翻译的张维为,在这些年先后走访了100多个国家。近日,他写下《中国震撼》一书,在书里,他认为这些年中国取得的成就是不得了的,但是一直以来,没有人把这些故事讲好,讲的可以让西方人听懂,让老百姓也听明白。如今,他用纸笔写下他眼中的中国故事,他说他不回避任何尖锐问题,也不否认中国当下的确有许多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他愿意先肯定中国这些年的成就,同时也坚信这些现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用自己的话语讲中国的故事

新京报:先来谈谈《中国震撼》这本书的缘起,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写这样一本书的?

张维为:我原来写过一本书《中国触动全球》,写完之后还有一些想法想写出来,这次等于是上本书的延续。我希望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语来讲中国的故事,希望中国人听得懂,外国人也能听懂。我们现在经常讲一些人家听不懂的话,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平铺直叙,实事求是讨论问题,什么尖锐的问题都不回避。

比如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老百姓认识不足。一出国门就知道了,不得了的。如果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我们比所有发展中国家取得的成就加在一起还要大。严格讲,我们已经把赤贫消灭掉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如果和转型经济国家比,像东欧,我们的经济在过去30年增加了16倍以上,整个东欧增加了才一倍,当然他们的起点比我们高。和发达国家也可以比,欧洲一个国家平均是1400万人口,我们大致上是100个欧洲国家的规模。理论上讲,我们人口比美国多4倍,我们的问题比美国多4倍也是正常的,如果你认为美国是个正常国家的话。看中国的事情,一定要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实际上美国的问题不比中国少,美国的监狱人口比中国还多。

我们的文化比较平和

新京报:那是不是因为美国是法治国家?

张维为:不,实际上它这个法治,被欧洲国家批评得很厉害。怎么会有这么高的监狱人数?一定有不正常的地方。我感觉他们的法治已经或多或少地变味。你仔细看美国的民意测验,大家最不喜欢的就是律师。

在西方只有美国一个国家,靠打官司是可以发大财的。这个东西不能走过头。另外,我们文化总体上是比较平和的文化。汶川地震,我们受到影响的有两千万人,上万去报道,我还没有看到严重恶性的犯罪事件报道。在美国,2005年卡特里娜风灾,多少犯罪案件,数千起。

新京报:是不是因为中国的体制可以让上层意志很快贯彻,国外必须讨论决议,要慢很多。

张维为:我书里提了一个概念,民主与专制的概念被西方用烂了,变成意识形态的标签。其实制度只有良政和劣政。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比如芬兰、瑞士,也可以是非西方制度,比如新加坡。中国虽然有不少问题,但是远远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治理得要好。反过来一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制度,不光是伊拉克、阿富汗,还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希腊、爱尔兰、冰岛破产了、西班牙岌岌可危。美国自己也没有治理好,吃老本。

中国模式是对世界开放

新京报:中国模式是全新的吗?

张维为:这个模式是传统和现代结合,而且是与整个世界互动的产物。不停地看到自己的缺点是什么,然后改进。中国模式是对世界开放,中国人具有巨大的学习能力,自我更新和适应能力。某种意义上,今后世界国家竞争就是看有没有这种能力。我们有4亿人在学英文,麦当劳到很多国家被抗议,到我们国家没有任何问题。我们的出版物每年15%至20%都是翻译作品,我们不停地学别人的东西,但没有放弃自我。我们的基因太强了,传统一旦形成,不是想改就可以改的。如果传统确实有问题,我们要做的是趋利避害。

新京报:目前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什么?

张维为:我认为中国模式主要有8个特征,因为时间有限,我就讲其中一点,即实践理性,西方有很强的神学传统,从一个理论推到另外一个理论.国内有些学者也学西方,一个概念推导到另一个概念,民主应该什么样,市场经济是什么,这是神学传统。中国改革开放模式,主要特点是实践理性,从做开始,从试验开始。不管怎样,去亲自体验一下。所以西方指导的变革是从修宪开始,中国相反,总是从试验开始,觉得可以再推广,最后有必要再修改法律条文。这两个方式各有利弊,总体来讲,中国这种超大型国家,用比较谨慎方法推动改革,可以避免大的灾难发生。

我们住房自有率就是比西方高

新京报:你提到中国消灭赤贫,但是很多人会觉得中国中等收入人群太少,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张维为:要看你怎么界定,过去30年,中国人财富增加最快。印度称自己有3亿中产。我去印度3次,我直觉观察,他们的中产不到中国三分之一。我问印度学者,为什么说他们有3亿中产,他们说是用世界银行一位学者的标准,即每天收入2美元到12美元,就脱贫了。如果用这个标准,中国中产要有8亿人。那么我自己想用一个什么标准衡量中产呢?如果用一个全世界都适用的经济标准,我想大概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和一套住房,包括房奴。西方国家买房子都要贷款,大家都是房奴。从这个角度看就不得了啊,在发达国家绝大部分人一辈子最大财富就是一套产权房。中国城镇住房自有率是89%,瑞士是36%。我看电视剧《蜗居》,大家都说买不起房,那句经典台词是我们俩加在一起都快70,还没有自己的房子。也就是说不到35岁就有自己的产权房,这种话那个发达国家敢说。

新京报:但是现在中国买房是要靠父母资助的。

张维为:这也是一个特点,我们不要把这个作为一个坏事情,要作为一个正常事情。中国文化不是以个人为起点,而是以家庭为起点,不要用西方概念来套,父母出钱,孩子还会以某种渠道回馈父母。没必要按照西方标准,我们住房自有率就是比西方高嘛。

新京报:你也提到中国大家有钱还是更愿意买房,不愿意消费,这说明大家对未来预期不乐观?

张维为:正好相反,人们愿意在一个地方买房子就说明对这个地方有信心,房产投资是大投资。但是我们有世界上最强的置业文化,背后是文明延续,我们是农耕文明发展过来的,对土地和住房比较眷恋,这是我们的文化基因。

中国崛起是非常不容易的

新京报:你在书里对我们习惯的数字化的概念反而不是很在意,比如GDP、基尼系数等等。

张维为:这些我都叫做西方话语,对非西方世界的问题,说服力很有限。基尼系数只计算了收入差别,中国这样的社会,我们的农民是相对弱势群体,但大部分人有地有房。这些不算进去,怎么能算出真实状态。现在重庆、成都综合改革试点,很多人给城市户口,放弃农村的土地,他不愿意,因为他知道今天土地的价值。再想想日本的物价比北京、上海不知道贵多少倍,所以要用购买力评价来比较,才可能更加客观公平。

新京报:目前当下,中国比较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张维为:我们现在提到的腐败、医疗、教育等问题都要解决,但我认为先要肯定自己的成绩,再来改进。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其他国家类似发展阶段遇到的问题。比如高速公路收费问题,人家是高速公路还没有建成的问题。我们是农民工第二代的教育问题,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农民工,因为没有城市化。关键是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现在中国的综合国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可以比较快地搞医保,美国一二百年的现代化,还有4000万人的医保没有解决。

新京报: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会不会因为太快存在一些问题?

张维为:有,因为社会经济发展非常快,始终存在各种矛盾,心里容易不平衡。欧洲19世纪工业革命高速发展时,动荡战争非常多。我们在这么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基本没有出现大的动荡,而欧洲大概经历了100场的大小战争,很多是在海外打的。当时欧洲的社会矛盾很多,但它可以把矛盾输出。英国把失业者输送到非洲,犯人发配到澳洲,持不同政见者送到美洲。当时英国才1000多万人。他们的现代化就是这样完成的,非常血腥,贫富差距比中国现在大十几倍、二十几倍也没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崛起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 姜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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