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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文化视野下中国教育的变革与创新

发布时间:2019-12-01 17:26:48

  大文化视野下中国教育的变革与创新

  人本教育宣言

  ——大文化视野下中国教育的变革与创新

  内容提要:大文化的概念是指人们在丰富多彩的现实活动中,历史地积淀而成的人的生存方式及其价值体系。文化创新要求我们在大文化的视野下有效促进中国教育的变革与创新。但中国传统教育的痼疾已经不能适应这种时代的要求。我们必须在中央“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重新寻找中国教育的哲学支点和理论生长点。自由、自觉、创新的价值理念将有效支撑中国教育的变革和文化创新。

  当人们只是从经济社会的发展出发研究教育的变革与创新时,我们面对的常常是经济发展的指标和一般公众的口味,从而使教育仅仅成为“服从”和“服务”的工具,使人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性,使价值湮没在急功近利的浮燥和宣嚣之中。这使得中国教育的改革在本质上背离了中央“科学发展观”的宗旨和要求,从而只能在诸如课程教材、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方面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而不能在深层次上求得突破性的进展。

  科学发展观明确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不仅仅是针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是我们一切工作,包括教育工作在内的指导思想。它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具时代意义的创造性发展,是有效解决社会转型期一切热点、难点问题的一把金钥匙。因此也是研究中国教育的变革与创新的最高指导原则。但如何理解以人为本,如何理解教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如何在实践中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则可能见仁见智,需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争论和检验。我以为,坚持以人为本是教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精髓。对于教育来讲,以人为本不仅仅是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和关爱,不仅仅是对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关照和帮助,甚至也不仅仅是出于教育均衡发展的愿望,对贫困落后地区的支教和帮扶。教育以人为本,更重要的是唤醒人作为“人”的主体意识,促进人的现代精神的确立。也就是说,教育以人为本,更重要的是加强对人自身的建设。因为通过人自身的建设促进人的觉醒,才是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现阶段,面对工业社会咄咄逼人的态势,虽然人们的物质生活空前丰富了,但人们却因失去意义世界而感到焦虑、恐慌和无所适从,人的一种自在自发的生存方式及其价值体系受到严重挑战。因此,要有效促进人自身的建设,促进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人的现代精神的张扬,就要着力加强社会转型期人的生存方式及其价值体系的研究,从而使我们在一种大文化视野下,在文化创新的意义中求得中国教育变革的突破,促进中国教育的现代超越与创新。这正是本文要着重研究的课题。

  一 文化创新的历史变迁及其意义

  谈到文化创新,我们需要在一种确定的文化涵义中来讨论问题。同时,也需要在考察历史文化变迁的过程中站在整个社会文化变迁的高度,用一种联系的观点、整体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看问题。这样才能切中文化创新的真正意义,从而为中国教育的变革和创新理清思路。

  ⒈ 大文化视野下文化创新的基本涵义

  文化是什么?在一般文化局长的眼中,主要是指文学、艺术等精神的或物质的产品。但要是进一步问一下,这些文学、艺术的产品又表征着一些怎样的内容,则可能会追问出一些更本质的东西来。台湾着名作家龙应台在任职台北市文化局长时,曾被要求当场简单扼要地说出来,文化是什么?她说:“文化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⑴她举例说,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从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在这里,龙应台讲得是人的生存方式。接着,她又说:“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⑵在这里,龙应台讲得是人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所应遵循一整套价值体系——品位、道德、智能。这就是龙应台眼中的文化。不过,这已经不是一般文化局长眼中的文化,而是经过哲学思考的龙应台眼中的文化,或者可以说是哲学家眼中的文化。在哲学家眼中,文化就是人们在丰富多彩的现实活动中,历史地积淀而成的人的生存方式及其价值体系。这是一种大文化概念,我们正是要在这种大文化视野中探讨文化创新,进而探讨中国教育的变革与创新。

  目前,在这种大文化视野下研究文化创新,既不是一般文化局长眼中所谓“文化产业”的创新,也不是单纯为科技创新的发展营造勇于创新、尊重创新和激励创新的“文化氛围”。一般文学艺术和科技的创新虽然也隶属于文化层面的创新,但它们都是文化的表象,是基于一定的价值体系而展开的,价值体系才是文化的核心和基础。而要研究文化创新,核心和基础也就是要研究价值体系的创新。当前国人价值观的失落和扭曲也正是我们研究文化创新的现实背景。为此,我们要深刻认识目前社会文化的现状,洞悉其存在的问题与危机,有效推动文化创新的开展。同时,在方法论上“必须超越就事论事的阶段,站在整个社会文化变迁的高度,用一种联系的观点、整体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看问题。”⑶

  ⒉ 三次文化运动的启示

  站在整个社会文化变迁的高度,纵观中国近现代史,大体上有三次影响较大的文化运动:第一次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戊戌变法为背景的文化维新运动,第二次是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第三次可以说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化创新运动。这三次文化运动都是在中国民族危机加重、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发生的,是中国知识界和广大人民群众为探寻中国富强之路而进行的文化复兴运动,是哲学上“熔铸古今,会通中西”的伟大尝试,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文化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虽赞同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主张学习西方工艺科技,扶助民间资本,振兴商务,开办近代工业等“富强之术”,同时也接受了西方的民权、平等、自由等观念和思想,但由于他们长期受孔孟儒学的浸染,在思想深处是很难脱开心中所积淀下来的“情感因素和维卫力量”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指出:“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劝学篇》)。康有为从一开始就奉行一种“托古改制”的思想,试图把中国传统思想赋予一种“新的内涵、新的生命、新的作用,使之在容纳、消化、整合西方近代思想的过程中得到升华,成为既有民族特色、不违背圣贤教诲、又符合近代思想、较易为中国人所接受的新型人格观”⑷。激进的谭嗣同虽能自请“为变法而流血”,但他在论述其主张时,“仍然要假借孔子的名义,以‘仁’代‘礼’,把西方近代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强勉纳到中国古老传统的格局中去”。⑸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些维新派领袖人物的心中,有着强烈的对中国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力量。他们总是想从传统中尽量挖掘、附会一些与西方的价值体系相一致的东西,以适合于当前的改革。他们所激烈捍卫的东西正是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要素——文化价值体系。这是文化维新运动之所以维而不新的思想根源。

  新文化运动一反文化维新运动“中体西用”的观念和“以中化西”的手法,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孔教、倡扬科学民主的口号。陈独秀十分深刻地指出:儒者“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也。”“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他又说:“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非彻底之觉悟。”⑹新文化运动直指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要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具有十分重大的文化意义。同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也深刻认识到,一种新的制度的建立,一种新的价值体系的形成,绝“非一党一派人所能主持,更非一二伟人大老所能负之而趋”,而必然“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⑺。这也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中国百废待兴,“而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只有“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才能使中国由既无人权也无国权的“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文化偏至论》),不但人权得以大张,国权也才能得以巩固。为此,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引进马克思主义以后,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更进一步为新制度的建立夯实了基础。但在一般中国人的眼中,封建专制的价值理念犹如百足之虫,死而不疆。这是人们至今不能觉悟的事情,也是留给我们的一项仍然十分艰巨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些有识之士不再固执于“中西”、“体用”的二元思维模式,开始探索如何在继承中华文化精神的基础上,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创造出新的中国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有远见的政治家已经在他们的思想理论中,率先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树立了榜样。从而开辟了一场更加声势浩大的文化创新运动。在这种大背景下,张岱年、方克立等学者积极提倡文化的综合创新,指出:“中国文化前进的惟一出路是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以创造新文化。”⑻在方克立主编的《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化》一书中,论文作者从不同视角全方位地审视中国文化的过去和现在,提出了进行文化创新的不同思路,论述深刻、见解独特,可以说是这次文化创新运动中的代表性文笔,具有重要的思想影响和文化意义。然而,当我们重新反思新文化运动留给我们的任务时,我们的心情仍显得十分沉重。虽然经济发展给我们带来了空前丰富的物质生活,改革开放也逐渐深入到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等制度层面,并取得了很多引人关注的成果,但人的精神状态却似乎更加令人担忧。所谓一斤二斤不醉,三步四步都会,十圈八圈不累,真让人在迷迷糊糊中鬼混做一团了。如果人的精神倒了,再好的制度也建立不起来。现在,是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下大力气关注人,关注人的生存意义和精神价值的时候了。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这个问题显得如此严峻,如此生死攸关,恐怕已经不是危言耸听了。

  三次文化运动是伟大的,成果也是显着的。然而,每次运动的成果也总是给人们留下不少的遗憾——国人的大多数仍然在“日常生活”中坚守着自在自发的传统的文化基因,而自由自觉的生存范式并没有或很少导引他们的日常生活,一种关注人的生命的价值理性还始终游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外,更不能深入人心。发起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和很多知识精英都曾认识到文化对于人的生存方式的变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们也都曾努力呼喊过。但他们的呼喊却常常遭遇“社会内在的顽强的文化阻滞力”⑼的反抗,因而也始终成为一次又一次文化运动的难题。我以为,要破解这个文化难题,只有寄希望于教育的变革与创新,因为只有教育才能深入人心,但我们中国现实的教育能够担此重任吗?

  二 中国教育中现实问题的困扰

  中国教育中的现实问题不能不说已经堆积如山: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应试模式的不断恶化,经费投入的不足,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教师素质的下降,毕业生就业与市场需求的不协调,等等。但这些都是所谓“显问题”,通过教育体制的改革及教育政策的调整,或多或少都可以得到解决。而要深层次追问这些问题,特别是使教育承担起文化创新的重任,唤醒人作为“人”的主体性,在全社会张扬人的现代精神,真正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培植肥沃的文化土壤并作好充分的精神储备,我国教育的现状则尤其令人担忧。同时,中国教育学的发展也没有提供足以使人信服的教育前景,教育的整体视野还局限在传统的教育理念中拔不出来。这使得中国教育的变革与创新还任重道远。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就中国教育的所有现实问题都进行讨论,笔者也确实没有这种能力,不敢妄议。下面仅就与文化创新联系紧密且迫切需要研究的几个问题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以求教于各位同仁。

  以上的分析只是一孔之见,还需各位同仁继续探讨。总得来讲,面对未来世界的挑战,“关于未来的理念准备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⒆。我们的世界不能只是一个“娱乐世界,逗乐世界,没有严肃性的世界”,更不能是一个“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但是,我们的教育能够适应,能够超越吗?我们所分析的上面那些教育思想之所以引人质疑,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为未来世界的挑战,为人们的未来生活做好“未来的理念准备”,没有为我们的文化创新建立起值得人们信赖和尊重的价值体系。因此,为踏入一种完全崭新的生存方式,我们必须在一种大文化视野下积极探寻中国教育的变革与创新,这是一种教育,同时也是一种政治。

  三 寻找中国教育的哲学支点和理论生长点

  人的生存和发展是硬道理。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人在教育过程中始终是目的。要寻找中国教育的哲学支点和理论生长点,就必须围绕“人”这个议题来展开我们的讨论。

  ⒈ 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迪

  中华民族拥有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中也不乏对人和教育的精辟理解。这是我们构建新的中国教育的文化之根。但我们在继承、弘扬这种传统文化的时候,必须有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解,并进行一种全新的解读。

  ●道不远亾

  孔子讲:“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荀子也讲:“道者,人之道也。”道,规律也,思想也。最根本的规律是人的规律,最根本的思想是人的生存和发展规律的思想。人若为了那些外在于人的“道”而背离人自身的发展,这样的“道”是不能称其为道的。

  ●天命之谓性

  《中庸》开篇即讲:“天命之谓性。”这里的“性”,即人性,或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最自然的,可以说是“天赋人性”。因此,研究人,研究人自身,就必须研究人的本性,更不可背离人性的要求去研究教育。

  ●率性之谓道

  《中庸》接下来讲:“率性之谓道。”就是说,顺着人的本性去研究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才能称为真正的道。我们大家现在所关注的“道德滑坡”现象,即始终困扰国人的伦理问题,其要害正是这个伦理之“道”已经或多或少地背离了人的本性,背离了人自身的需要。当前,我们必须着力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本性的研究。

  ●修道之谓教

  什么是教育?或者说,教育是干什么的?《中庸》告诉我们:“修道之谓教。”如果说“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人的本性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那么,“修道”就是对人性的完善。也就是说,教育就是人性的完善。

  “中庸其至矣呼!民鲜能久矣!”

  ⒉ 马克思的指点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孔子、荀子等思想家对人、人性和教育的研究,已可见中国教育的一般哲学基础,那就是必须立足于对人和人性的研究,舍此别无他途。但之后的中国思想家们,特别是儒家对人和人性的研究却暴露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弱点。这既与历史的局限性有关,也与儒家自身的问题有关。为此,我们还必须从马克思那里来寻求新的答案。

  对人的研究,特别是对人的本质和人的本性的研究,马克思称之为“人的科学”。虽然,古代中国人和西方人也研究这些问题,但他们往往着重于研究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人和动物的比较中研究人的本质、人的本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则着重从人产生的根源(原发性问题)研究人,从人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关系(原始性素材)中研究人,从而得出了更令人信服的结论。

  恩格斯曾经阐述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说明劳动是人和动物最本质的分水岭。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写得很清楚,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活动,而人则是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按照“内在的尺度”和“美的规律”进行劳动。所以从本质上说人不是动物,不是动物的一种,而是由于克服了所有动物的存在方式、活动方式的局限性,最终从动物中“提升”出来的劳动者,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他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⒇他在劳动中看到了人自我产生的过程,把人的本质与劳动明确地联系起来;他指出了人的活动是自由、自觉的,与动物的生命活动有着本质的区别;他的“人的类特性”的论断还说明“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又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1)。同时,在人性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从人的需要来研究人的本性,认为人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22)。人的各种自然的、社会的、精神的属性,都是由劳动派生的,是受劳动影响和制约的,而劳动的创造性特点不仅满足了人的各种需要,而且进一步提升了人的本质,从而揭示了人性中最本质的若干问题。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本质和人的本性的这些论述,我们可以进一步概括出这样一些结论:⑴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⑵人性——人的本性是人的一切属性的集合;⑶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体现着人的本质属性,也是人的第一需要;⑷社会关系是劳动的派生物,在人的现实生活中体现着人的现实本质;⑸在一般意义上,人是通过劳动从动物中提升出来的生命体;在教育学意义上,人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现实活动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者。可以说,这些结论就是我们构建新的中国教育学的哲学支点和理论生长点。

  ⒊ 人的本质的教育

  根据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和人的本性的理解,如果我们要问,在教育学中人是什么?那就是我们在上面所概括的:人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现实活动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者。自由、自觉、创新,是劳动的质的规定性。它们决定着劳动质量的优劣,体现着劳动价值的大小,也决定着一个人对劳动的自我感受性(愉快的还是苦恼的)。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与实践。自觉是行为主体能动地认识和正确处理个人行为,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意识和能力。创新是一种积极适应时代发展,不断向前开拓的意识和活动。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是人的现实的理想,教育应该为此而开拓和奉献。

  我主张一种人的本质的教育,即“通过师生共建的一切有益的教育活动,使学生在一种符合他们身心特点的、主动的学习活动中,学会认知、学会做人、学会创造,从而有效地实现他们具有个性特点的作为人的本质,成为身体健康,能够积极适应社会、适应变化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者。”(23)“当人全部占有自己的本质的时候,就是人的价值的最高体现”(24)。

  自由、自觉、创新的哲学含义,在教育目标结构中可以相应地三分为文化修养、意识和创新能力。这三项目标对于受教育者的直接意义就是学会认知、学会做人、学会创造。人的文化修养越高,他的自由度就越高;人的意识和能力越强,他的自觉性就越强;人的创新能力越大,他的生命活力也就越大。通过教育,虽然人实现自己本质的方法、途径和内容都可以不同,但只要努力,人人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本质。人的本质的教育有他的理想追求,也有他的现实的可能性。

  一切事物的发展就是为了展现自己的本质。人的本质的教育将帮助每一个人实现自己的本质。这种教育决不仅仅局限于学校,也不仅仅局限于青少年。它将是社会每一个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接受的教育,因而也是每一个人终身都可以在自由、自觉、创新的意义中不断丰富自己、肯定自己的教育。这样,我们就能够更现实、更具体地实现马克思的理想,使我们在一切活生生的生命实践中不断体验人的本质的魅力。

  马克思讲:“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但愿“人的本质的教育”能够印证马克思的话于万一。

  ⒋ 教育为文化壮行

  教育不是政治的仆从,也不是经济的附庸。它属于人自身,为人自身的建设服务。当人们把目光过多地投放到经济增长、商品流通、购物消费等以物为中心的,吸引眼球、人气和钞票的活动中时,对人自身的建设却关注不够。科学发展观主张以人为本,正是将以物为中心的建设转向人自身的建设的伟大战略转移。人自身的建设,不仅仅是追求人的素质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为人的生存方式的转换重构价值体系,使人从依赖于本能和习惯生活的自在(潜在的、本能的、尚未开展的)自发(盲目的、被动的、未被认识的)的生存方式变革为一种不断创新的自由自觉的生存方式。这也正是文化创新的基本内涵。因此,教育为人自身的建设服务,为文化壮行,就是天经地义、义不容辞!

  从有人类历史以来,人类就生活在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中,反过来,文化也不断地创造着人自己,更新着一代又一代的人类文明史。自由、自觉、创新的基因也就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积淀着、弘扬着。在现代文明中,人类的这种基因更有了丰厚的发展,人们不断地在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中肯定着自己的生命本质,成为最具时代感的主旋律。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身残志坚的张海迪,水稻之父袁隆平,当代工人的楷模许振超,中国篮球的希望之星姚明,着名作家二月河(凌解放)……正是这主旋律中值得骄傲的代表。然而,他们也许并不是传统教育中值得称许的典范,并不是所谓“全面发展”的楷模。只是他们自我教育,自我肯定,自我超越的本质使他们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骄傲。我们赞许他们,但我们也不得不反思,像他们这样的人为什么还是太少太少。当未来向我们这样发问的时候,我们的教育就不能无动于衷、麻木不仁。教育必须为培养更多这样的时代骄儿,为更多的人能够实现自己自由、自觉、创新的本质而努力。只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在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中发挥自己的才干,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永远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型国家,我们的民族也才能真正以更加光辉的形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时候,也只有在这种时候,文化才不只是少数文化人的专利,而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这才是文化的真正魅力。

  教育为文化壮行,为人自身奉献,教育才真正能够体现他自己的全部价值。我们真诚地希望,通过教育能够使自由、自觉、创新真正成为新时代人的品格、民族的品格、文化的品格;让自由精神、公共精神、创新精神真正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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